还有那靠春晚的小品红透了全国陈培斯,这么大的腕儿。
照样不能不低头,通过宫海滨求宁卫民赞助他的电影。
敢情继《瞧这一家子和《夕照街两部电影上映大获成功之后,陈氏父子就有心走专业喜剧演员的路线。
陈老爷子想的比较简单。
他除了认为老百姓太苦了,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之外,看重的就是喜剧比较安全。
他过去演反派吃过的亏大了,既不愿重蹈覆辙,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。
陈培斯就比较有抱负了。
他主要是受到日本最长系列电影《寅次郎的故事触动。
才决定以“二子”为主人公,也拍一个长系列的京城市井喜剧电影。
希望能塑造出一个活在人们身边的小人物,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,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。
只不过愿望虽然是美好的,但“东方卓别林”这条路实在不好走。
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,这父子俩自己筹备的第一部《父与子就难产了。
要知道,此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。
想要拍摄一部电影,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,或提出计划。
经由国家批准,才能组织编剧、导演、摄制组,进行生产。
影片完成后,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。
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,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。
演员和导演都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,得厂里让拍什么才能拍什么。
另外意识形态上,喜剧片也不受待见。
以片种而论,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“喜剧片”,地位也远低于“艺术片”。
说白了,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,从上到下,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。
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,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,高票房的经济利益。
甚至八十年初期,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,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。
所以在拍摄之初,这“求名分”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。
哪怕有《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在前,全没用。
这样一来,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,千方百计的找门路,给自己的电影弄“准生证”。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啊,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?
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,甚至是饱含屈辱的。
像去年,陈培斯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“西影厂”。
却没想到,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“第五代导演”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,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。
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,就明确的做了回绝。
“这类电影我们不做。”
再往后,陈培斯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。
于是回去之后疲惫不堪的跟陈老爷子一商量,只能迫于无奈,采取“先上车后补票”的办法。
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,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。
这爷儿俩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,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,“名额”问题就解决了呢?
没准那些电影厂也是怕给了“名额”,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,这才借口推脱的。
可谁能想到啊,等好不容易拉来了投资吧,剧组也凭着四处求人攒起来了。
但电影刚要开拍,却飞来横祸,他们居然被人举报到了电影局那里。
上面马上勒令停止,不许他们再拍了。
这一下陈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,最后都把陈老爷子逼着跑到电影局领导办公室里拍桌子的地步。
亏得陈老爷子人缘好,许多老同志都看不过去了,有求情的,有过问的。
电影局才勉强让“中影公司”收了这“没娘的孩子”。
也就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唯一没有厂标的电影。
可即使如此,也高兴不起来啊。
因为除了电影局给予了“下不为例”的警告。
关键是这么折腾了一个熘够,停演了个把月,人都散了。
道具、设备还得重找,经济损失实在不小啊。
真要想再组织起班子把电影拍完,资金又不够了,这可怎么办呢?
没辙,还得接着四方化缘啊,起码得再弄个十七八万块才行。
结果化来化去,就找到宫海滨头上了。
谁让这小子原先在京影厂干过呢,如今又在皮尔卡顿公司负责管理和中芭合办的模特培训学校,不大不小算个头目。
宫海滨还真没袖手旁观,可他在出钱之前,又给陈培斯额外支了一招。
“我不是不帮忙,可能力有限,要赞助,也就万八千的到头了。这对你是杯水车薪,解决不了多少问题。你还得求别人去。干脆我给你介绍个财主得了。他要答应帮忙,你这事就妥了。”
陈培斯哪儿还有选择?当然说好啊,就问宫海滨财主是谁。
宫海滨说了,“当初《夕照街借你们衣服的事儿还记着吗?那就是皮尔卡顿公司的运营部副经理宁卫民给解决的。人家如今混壮了,都混成皮尔卡顿公司的股东了,每年分红都几十万。论级别人家是我上级的上级,公司人称‘三老板’。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他了,他要拔根汗毛,比咱俩腰都粗。我跟他有点交情,可以试着帮你介绍一下。”
就这么着,宫海滨又当了一回中人,把陈培斯带到了宁卫民的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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