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中旬,正在印度洋上航行的“黑天鹅”号皇家邮轮收到兰芳驻民国大使馆的电报。
和原本的历史一样,就在五月四号,民国京城的学生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游行。
和上一次“天津码头事件”一样,这次游行再次被某些有心人利用,在游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冲突,最终造成严重后果。
其实早在一个月前,事态既有失控的征兆,但没有引起北洋政府的任何警惕。
民国派往欧洲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,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,既有北洋政府的代表,又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。
要知道此时北洋政府和南方军政府实际上还处于战争状态,这样的一个代表团,要能够齐心协力那才是怪了。
于是几乎是从和会刚刚开始,各种各样的消息便不断发回民国。
其中影响最大的,就是庚子赔款中的对日和对荷部分。
前文已经说过,日本人和荷兰人坚持不肯放弃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。欠荷兰人的还好说,毕竟数量较少,但欠日本人的就数额较大,再加上日本人的态度极其坚决,所以民怨越来越大。
其实处于北洋政府的官方层面上,他们在巴黎和会上几乎没有话语权,因为不管是克里蒙梭还是劳合·乔治,甚至是威尔逊,都认为民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多。
如果把外籍军团算成是民国排出的部队,那么民国确实贡献巨大,但现在的事实是,民国已经抛弃了外籍军团,外籍军团也自立一国,那么民国还有多少贡献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。
而因为外籍军团的出现,日本人也向欧洲派出了第六师团,并且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。
虽然第六师团全军覆没的原因还有待考证,但毕竟是结局已经无法更改,所以看上去,日本人的对世界大战的贡献要超过民国的。
其实就在“天津码头事件”之前,克里蒙梭和劳合·乔治他们的态度都是偏向民国的。
但在“天津码头事件”之后,在如何对待民国和日本的问题上,克里蒙梭他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
但这种变化,北洋政府是没办法向国民解释的。
总不能直接说:因为你们的冲动,现在外籍军团已经被你们赶走,然后导致咱们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不招人待见,所以现在谈判进程对咱们不利……
这不是平复民怨,而是火上浇油。
就在五月一号,民国谈判代表、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电告北洋政府,称如不签约,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、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。
五月二号,北洋政府致电代表团,可以签约。
北洋政府同意签约的理由如下:如果不签,那只是做了一个情绪表达,对于民族利益没有丝毫用处。如果不签那么就进不了国联,以后被欺负还能叫上这么一大帮人帮自己说话,这个是很严重。
而且如果不签,以后还要赔辛丑条约的钱给德国,德国的赔款也拿不到。
如果签了:给日本的赔款还要继续给。
两者比较起来,该不该签结论很明显。
但这些理由,同样是没办法公布的。
而就在同日,外交委员会事务长,国民外交协会理事,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《晨报》、《国民公报》撰文:“虽胜尤败,国将不国矣,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。”
于是在五月三号,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,决定阻止政府签约。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。
于是整个局面彻底失控。
就在五月四号当天,学生们想要走出校门,但遇到事先得知此时的北洋政府排出的军警的阻拦。
此时的军警面对学生,没有丝毫优势可言,哪怕是身上佩戴有武器,军警们也不敢造次。
军警们甚至戏称:我们是丘八,你们是丘九,你们比我们大一辈!
辈分在华人中是非常重视,自认矮一辈,可见军警在学生们面前的弱势。
在学生们要求走出校园时,甚至有军警下跪,苦苦哀求学生们不要冲动。
但没有任何作用。
学生们终于走出校门,他们向英、法、美、意四国使馆递交了“陈情书”,除了美国使馆接受了“陈情书”答应考虑,其他三国拒接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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