兰芳和日本的对骂并没有影响日本青霉素工厂的建设。
秦致远在日本开设青霉素工厂是为了盈利,日本人对于青霉素确实有迫切需求,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事,不管秦致远和日本人之间有没有矛盾,已经确定了的合作项目并不会受到影响。
毕竟,青霉素工厂名义上是属于法国和日本的合作项目,和兰芳并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。
当然了,这也是矛盾还不够大的缘故。
如果矛盾累积到要开战的程度,那么不管日本人有多需要青霉素,秦致远还是会果断中止所有的合作。
为了防止某些意外发生,秦致远派往日本的所有的工程人员都是法国人,安保人员则是以德国人为首,以安南人为辅。
在执行力和纪律性这方面,和法国人相比,秦致远还是比较相信德国人。
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法国人就不如德国人,只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不同,因此在分配任务上也会有一定的倾向性。
至于安南人,他们就是去拉仇恨的。
秦致远其实比较赞同“以夷制夷”,只是因为清代那些人一直都没有实施的机会,所以才没有机会贯彻这个理念。
但在此时的民国,已经有不少国家身体力行。
比如日本,比如英国。
日本人在民国,大量使用朝鲜人作为维护日租界地区的警察,所以每次和华人起冲突的时候,总是朝鲜人冲在前面,日本人则是躲在后面看热闹。
所以朝鲜人在民国的名声并不好,“高丽棒子”指的就是朝鲜人手中的那根大棒子。
朝鲜人打起华人来,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,从“高丽棒子”这个称呼上,就能看出华人有多恨朝鲜人。
这就是日本人的用意,如果华人去恨朝鲜人,而忽略了造成这一切的日本人,那么日本人就算是达到目的。
当然这不是说朝鲜人没错,朝鲜人和日本人只是“五十步笑百步”而已。
英国人也是一样,在民国的英租界内,只要看到头上包有头巾的警察,那么就是英国人雇佣的印度籍警察了。
这同样是英国人用来转移仇恨的工具。
从某些方面说,英国人也成功了。
或许就是从此时开始,印度人在华人口中成了“阿三”,这其中有部分原因,是因为印度人说话总是会带上“sir”,所以才会喊他们“阿三”。
这也是个充满鄙视和痛恨的称呼。
要说英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国家,实在是有很多共同点,他们结为同盟实在是天作之合。
首先他们都是岛国,过于狭窄的国土造成国民性格中的偏执和扭曲,物产不丰富使他们必须保持扩张心态,国土周围都是海洋让他们极端重视海军发展。
最后一点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英国和日本的国土旁边都有一块大陆令他们寝食难安。
英国人最担心的是在欧洲有某个强力国家统一欧洲,进而危及英国人的利益,所以英国人上千年以来都在实施“大陆均衡”政策。
只要在欧洲大陆有某个国家强大起来,英国人就会联合其他国家对那个国家进行打压,或者是直接发动战争,打掉那个国家崛起的希望,同时也抹杀欧洲大陆统一的希望。
法国人深受其害,德国人同样是深受其害。
日本面临的形势则更加严峻,因为华人大陆始终都是一个同一国家,而且日本也没有英国那么多的殖民地资源可供利用,所以日本人害怕华人大陆统一。
因为日本人知道,一旦华人大陆统一,那么日本人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压制,日本人就将不得不成为华人的附庸,就像是之前数千年一样。
所以日本在破坏华人统一这方面不遗余力,所以南方的军政府一支都有资金和北洋政府分庭抗礼,并且不断发动战争,力求所谓的国家统一。
不对,这个“国家统一”并不全面。
二战之后曾经发现过一份文件,文件的内容是有关民国“国父”和日本签订的《中日盟约》,当时“国父”在盟约中承诺,一旦推翻袁项城组建的北洋政府,“国父”将把满洲,也就是东北三省割让给日本。
这份文件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,许多人不允许污蔑“国父”,坚称这份盟约是伪造。
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,“国父”曾经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可以把满洲租借给日本。
租借……
从这方面看,“国父”在某些方面,还不如另一位饱受诟病的“国·贼”。
这里的“国·贼”不是指秦致远,而是指袁项城。
袁项城确实和日本人签订了《约定》,但不是传说中的《二十一条》,而是经过删减后的《民四条约》。
在日本人提出《二十一条》后,袁项城发誓“民国绝不做第二个高丽”,然后这个经过据理力争艰苦谈判才达成的《民四条约》中,和日方最初提出的《二十一条》已经截然不同,说“卖国”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。
有一点可以证明,在日方代表加藤高明签订完《民四条约》回国后,加藤高明马上就辞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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